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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我爱你。继续种你的土豆。至少土豆不会问为什么。”

    玛丽亚把信贴在胸口，眼泪无声流下。她已经四十三岁，但每次接到前线来信，都感觉自己又变回那个等待父亲从海上归来的小女孩。

    女儿卡特琳娜——现在二十一岁，在莱顿大学学习哲学和历史——轻轻走进房间。

    “父亲受伤了？”

    “轻伤，”玛丽亚擦掉眼泪，“但精神上的伤……我不知道。”

    卡特琳娜沉默片刻，然后说：“母亲，我在写一篇论文，关于‘正义战争理论的现实困境’。阅读奥古斯丁、阿奎那、格劳秀斯，然后对比战场现实。理论说战争要有正当理由、正当意图、最后手段。但现实是：战争一旦开始，就像滚下山坡的巨石，有自己的动量，不在乎当初为什么推它。”

    “你想说什么，孩子？”

    “我想说，也许荷兰需要承认：我们参战的理由（防止法国霸权）可能依然正当，但继续战斗的能力已经耗尽。正当性不能当饭吃，也不能支付国债利息。”

    玛丽亚看着女儿，突然意识到这孩子已经长大成人，有自己的思想，甚至可能比他们这一代更清醒。

    “但怎么承认？”她问，“怎么告诉国民：我们赢了战役，但输掉了战争——不是军事上，是经济上、心理上？”

    “需要有人第一个说出来，”卡特琳娜说，“可能不是政治家，他们太依赖战争拨款和军事荣耀。可能是……商人，像曾祖父那样。用账本说话，而不是用刀剑。”

    那天晚上，玛丽亚做出一个决定：接受法国科学院奖项的事，不再保密。她把奖金收据和转账记录整理好，准备在研究所下次董事会上公开。

    “如果他们要指责我通敌，”她对卡特琳娜说，“就指责吧。但五千利弗尔救活了三个研究项目，那些项目可能在未来养活成千上万人。让数字说话。”

    在阿姆斯特丹交易所，年轻的威廉目睹了一场缓慢的崩溃——不是戏剧性的暴跌，而是持续、无情、像涨潮淹没沙堡的下滑。

    马尔普拉凯战役后的第二周，荷兰国债价格跌至面值的百分之五十五。市场传递的信息清晰：即便赢得战役，投资者也不相信荷兰能偿还债务。

    “为什么？”威廉问他的导师，一位老银行家，“我们还在赢，领土在推进。”

    老银行家从眼镜上方看他：“孩子，战争有两种成本：直接成本（士兵、弹药、粮食）和间接成本（机会成本、人力流失、资本外逃）。荷兰的直接成本靠借贷支付，间接成本在 silently积累。就像一个人借高利贷维持奢侈生活，表面光鲜，内里已经空了。”

    他展开一张图表：“看，这是荷兰的人口曲线。1690年以来基本持平，但二十至四十岁男性比例下降了百分之十五——战争消耗。这是专利申请数，十年下降百分之三十——创新停滞。这是商船吨位，虽然保持但增长率为零——而英国、法国在增长。”

    “但我们还在贸易……”

    “在维持，不是在扩张。而商业就像骑自行车——不前进就会倒下。”老银行家叹气，“最糟的是信心。商人们开始把资金转移到汉堡、伦敦、日内瓦。不是不爱国，是务实。如果荷兰违约，他们不想一起沉没。”

    那天下午，威廉参加了祖父小威廉与银行家们的秘密会议。地点在阿姆斯特丹银行的金库深处，仿佛需要金属和石头来对抗外界的风雨。

    小威廉看起来比几个月前更虚弱，但声音依然坚定：“先生们，数字告诉我们什么？”

    最年长的银行家开口：“国债一亿九千万荷兰盾。年利息支出九百万，而政府年收入约一千二百万。利息占收入的百分之七十五。如果不削减其他开支或增加收入，五年内利息就会超过收入。”

    “解决方案？”

    “三种：一、大幅增税——但经济已近窒息，可能引发暴动。二、债务重组——说服债权人接受延期或降息，但会摧毁信用。三、违约——直接不还，然后被国际金融市场放逐。”

    “还有第四种，”小威廉轻声说，“让英国承担更多。毕竟他们在战争中受益最多。”

    银行家们交换眼神。一个年轻的银行家（威廉认出他是最近从伦敦回来的）说：“英国议会刚刚否决了新增对荷援助的提案。他们说荷兰‘不够尽力’，而且……私下里，他们认为荷兰已经不再是平等伙伴，而是依赖者。”

    房间里温度仿佛下降了几度。依赖者。这个词比任何数字都更刺痛。

    “所以，”小威廉总结，“我们在军事上是盟友，在财政上是乞讨者，在政治上是……累赘？”

    没有人回答。金库里的烛光闪烁，在成堆的金条上投下颤抖的影子。

    十月初，小威廉的健康急剧恶化。医生诊断是“心脏衰竭加剧”，建议“完全休息，避免任何压力”。但完全休息在1709年的荷兰是奢侈品。

    扬二世从安特卫普赶回，发现父亲坐在书房窗前，看着运河上过往的船只，手里拿着祖父老威廉的账本副本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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